【书人书事】

继承前贤之业 开拓学术新涯

——回想“通儒”饶宗颐先生的教导

作家:枯新江(北京大学近况系教学)

  惊悉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仙逝,享年101岁。虽然是遐龄而善末,但于我而行,仍是有些忽然。记得大略十多年前,一次饶公(我更习习用这个称说)在香港办画展,小说家金庸先生灵敏地觉察到展品一共108幅,所以在祝词中说,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饶公一百整八幅作品,我们也盼望饶公在108岁时,再来看饶公新的一百零八幅作品。我就像迷金庸小说一样被他困惑了,所以三个月前饶公来北京办画展时,我来了新疆图木舒克市,而错过与饶公见面的机会,其时还想,横竖可以比及饶公108岁时再看他的画展。遗憾的是,演义家的话是虚拟的,我错过了比来一次与饶公会晤的机遇。

饶宗颐先生和本文作者在一路。图片由作者提供

饶宗颐先生1992年赠送本文作者的著述。图片由做者提供

  从饶公游学,谆谆教诲,不断受教

  我是1991年8月到香港大学加入隋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,第一次拜会饶先生。此前半年我在英国图书馆编敦煌华文残片目录,罗永生兄告知我香港大学的黄约瑟先生要在8月晦办一个隋唐史的外洋研究会,正是我回国的时候,倡议我提出参会请求,绕道香港返国。我不认识黄约瑟,长生兄那时也是出言如山,据说黄先生亲身往叨教饶先生,饶公虽然和我从未碰面,但看过我写的文章,立刻说“请,请他来”。

  记得闭会那天,预会者都是国内和国际著名学者,饶先生离开会场,许多人迎上去召唤,饶先生启齿问“新江在哪?”看到我最年沉,直奔而来。真没推测,如雷灌耳的饶宗颐传授,这么平易近民。交谈起来,他对我当时有关迟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很有兴致,我们说定,第二年由香港中汉文化促进中央邀请我来港处置研究工作。于是,我在1992年11月没等随文雅·赫定基金会环塔里木盆地考察结束,就从和田中途回京,赶赴香港,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,追随饶公做敦煌学研究,一直到1993年5月。随后在同庚8月,我又在饶公部署下,缺席香港大学举行的“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集会”,再次拜见饶公。

  1994年3月,我随季羡林先生到曼谷参加华裔崇圣大学建立典礼,又无机会与饶公旦夕相处,典礼停止后,我没有随季先生回京,而是随饶公到了香港。在此次访港进程中,与饶公约定,把本本由中汉文化增进核心赞助《九州学刊》敦煌学专号的经费,转到北京,独自办一份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专刊。这就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,由季羡林、周一良、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,我背责详细编务,前六卷的详细工作就是我来做的。

  1997年香港回归后,更便利来往香港,见到饶公的机会也更多。2001年10月15—30日,又有半个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,与饶先生协作敦煌学方面的研究。与此同时,饶公也屡次来北京参加会议,举办画展,每次都有机会面面,耳提面命,受益很多。

  饶公为人谦恭,他每收我一册书,都写“新江兄正之”“新江我兄吟正”等,对年青人奖掖有减。所以我和他固然年纪差异很大,并且分处内地、香港,本来的驾驶观点固然很纷歧样,但一见钟情,每次道话,都十分愉悦。他对我不任何保存,有问必问。我对饶公的知逢之恩也尽力报答,帮他编纂过八卷本《法躲敦煌书苑精髓》,另有《敦煌直绝论》《敦煌吐鲁番本文选》等书。

  以正存思,以偶振采,以无误疑全国

  饶先生出生潮州士人家庭,家富藏书。父亲饶锷先生,著有《潮州艺文志》等。饶先生幼启家学,谙习岭南文献逸事,对于经史子集以及释道图书,都有喜好,打下了极好的学问基础。抗战前后,在两广一带整顿乡邦文献,并赞助叶恭绰先生编《齐清词钞》。还曾答顾颉刚先生之约,编《古史辨》第八册。1949年后移居香港,前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,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。曾游学印度班达伽西方研究所、法国科研中央、米国耶鲁大学、法国近东学院、法国高级试验研究院、岛国京都大学等地,广结善缘,搜集资料。

  饶先生的治学范畴普遍,古古中外的许多范畴,都有所浏览,此中既有传统的经史子散,又有20世纪初叶以来新兴的考古学、美术史、历史说话学等,特别钟情于出土文献,举凡是甲骨、金文、简帛、敦煌吐鲁番文书、金石铭文,都有所贡献。此外,饶先生学艺兼好,古琴、字画,样样粗通。饶先生著作等身,仅2003年出版的《饶宗颐发布十世纪学术文集》,就有皇皇14卷20巨册,每卷主题包含史溯、甲骨、简帛学、经术、礼乐、宗教养、史学、中外关联史、敦煌学、潮学、目次学、文学、诗伺候学、艺术、文录、诗词等,可睹方面之广,其学养之薄,几乎让人蔚为大观。

  饶公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,若何能产生如许宏大的学术成果,迄今也是一个谜。我在浏览饶公的论著和有机会与饶公的扳话中,也一直在寻觅谜底。我曾拜读饶私有关敦煌学的著作及艺文,包括《老子想尔注校证》《选堂集林·史林》《敦煌曲》《敦煌曲续论》《敦煌琵琶谱》《敦煌白画》《法藏敦煌书苑精华》等,并撰写过《饶宗颐教授予敦煌学研究》(1993年)和《敦煌: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》(2012年)两篇文章,对这一领域做过归纳综合总结。我对饶公其余许多发域的著作只是翻阅,但时时听他报告本人的新发现,略有领会。从整体下去说,饶公如斯大的造诣之获得,至多有以下多少点对我来讲深有感受。

  1、饶老师存在家教传统,在辅助女亲编《潮州艺文志》时,便挨下辽阔的文献基本,当前编《喷鼻港年夜学冯仄山藏书楼擅本书录》,更是打仗到喷鼻港最主要的善本珍藏。他治学举一反三,从城邦艺文,延长到西北内地和南洋各地的史地、碑刻。特殊是他终年正在香港教书,又经常往新马泰各地观光,以是对本地文献、遗存以及海上丝路,皆有探讨,像《〈太浑金液神丹经〉(卷下)取北海地舆》《海讲之丝路与昆仑舶》《宋帝播迁七洲洋天看考真兼论其与占乡交通道路》《永乐年夜典中之南海地名》《说鸼及海船的相干问题》《三教论及其海内移植》《柘林在海交际通史上之位置》《从浮滨遗物论其方圆史地与南海国的题目》等文,对付于海上丝绸的交通线路、牺牲交换、船舶飞行等等,都有论道,是咱们明天热议的海上丝路研讨的开辟者之一。

  饶公从编辑《全清词钞》开始,从清词上溯唐五代宋金元词,在《词籍考》《宋词书录解题》两书基础上,后来形成《词集考》一书。对于敦煌写卷中的曲子词,更是使劲至多,曾搜聚法英甚至俄国所藏,编成《敦煌曲》,并讨论敦煌曲的年代、作者,词与佛曲之关系,词之同名及是非句之成破等问题,目标是商量敦煌曲与词的来源问题。以后又将此书以后的各篇讨论文字,特别是批评任半塘“唐词说”的文章,辑成《敦煌曲续论》。因为我在研究晚唐以降归义军史时,曾从历史角度论证过一些曲子词,如《五台山赞文》的年代,深得饶公尾肯,所以他让我来编辑《续论》一书。本日翻检昔时编辑、校正饶公大文的各篇原本,先生耳提面命的样子,记忆犹新。

  饶公在和我们聊天过程当中,时常说到瞅颉刚先生请他编《古史辨》第八册,由于复刊而已出书一事。但他对上古秦汉历史地理问题,始终关怀有加,对于甲骨金文中的相关记载,食品加以检查,后来构成在这圆里撰写的许多论著,提出古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。他敢于摸索,一直供新的精力,让人感佩,这也若干硬套到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。

  2、饶前死对于学术生态有着非常苏醒的意识,他晓得与他平辈的边疆很多学者底本也有一样的条件,做出异样巨大的名山奇迹,只是50年月以去的历次政事活动,篡夺了许多人的时间跟性命。所以,在他和我们谈天的时辰,常常说到,他1949年以后移居被以为是“文明戈壁”的香港,其时也很担忧那里是否做学识。当心厥后发明,此时的香港,能够说是三国时代的荆州,在各地太平盛世的光阴里,某个处所如荆州,竟然久获平稳,凑集了一批世界英才,一时光学术文化也到达必定的下量。大批的人才、本钱、图书都会聚在这里,为这里的学人,供给了相称好的治学前提。

 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,50年代英国博物馆支藏的斯坦果所获敦煌文书的缩微菲林,在岛国东瀛文库的推进下,可以背外发售或对中交流,事先北京图书馆用本馆所藏与西洋文库交换了一份,中国迷信院图书馆取得一份正本,由刘铭恕先生担任编目,到“文革”以后北大图书馆才出资复造一套,我记得有些老先生是和我在同样的时点,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书的实貌,而没有是后人的录文。然而,我听饶公说,这批缩微胶卷一开端出卖,香港一名有钱人就购了一套,提供应他做研究。因而,饶公在个中收现了《老子念我注》,撰写《校笺》,1956年发行于世;又从中检出贪图书法材料,如S.3753《临十七帖》、S.3392《天宝十四载制书》、S.5952《飞白书》等,编为《敦煌书谱》,附于1961年所撰《敦煌写卷之书法》文后;他又在戴稀微(Paul Demiville)《推萨僧诤记》的基础上,找到S.2672《顿悟大乘公理决》,1964年揭橥《神会门下摩诃衍之进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协调问题》一文,对有关禅宗进藏的宗论与历史、地理、年月问题作进一步讨论,并另撰《王锡〈顿悟大乘正理决〉序说并校记》(1970年)。另外,如《文心雕龙》等写卷,都是此次翻检所得。可以说,饶公敦煌学研究起首受害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菲林,而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时代体系收拾敦煌曲和敦煌黑绘。

  3、我感到饶公治学的特点,还有一面就是行到哪,知识做到哪。饶先生到过许多地方,除海内名山大川,借有泰西、岛国、南亚、东南亚,以文会友,搜查资料,对与外地有闭的问题,常常能革故鼎新。他到东南亚走访石碑,到伦敦、巴黎、京都等地查阅敦煌写卷,都发生了许多研究结果。改造开放后,饶公更是常常访问内地的专物馆、考古所、文物遗迹,观赏、考核新出土的文物、文献,随时撰写了大度有关的作品,造成专著的如《云梦秦简日书研究》《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》《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》《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》等。他还制定《补资治通鉴史料少编稿系列》丛刊,吆喝内地学者配合,应用新出土文献,以纪年体补充《通鉴》史事,曾经出书的有与李均明开著《新莽简辑证》《敦煌汉简编年考据》,王素著《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纪年》,王素、李方著《魏晋南北嘲笑敦煌文献编年》,王辉著《秦出土文献编年》,刘昭瑞著《汉魏石刻笔墨系年》,陈国灿著《吐鲁番出土唐朝文献编年》,李均明著《居延汉简编年·居延编》。饶公在构思这个系列时,我正在香港,也参加了讨论,奉献了主意,但十分遗憾的是,我许可饶公的敦煌写本回义兵时期文献编年任务,一曲出能脱稿,留下无奈补充的遗憾。

  4、我还想说的就是饶先生做学问,宣布论文形形色色,不管甚么场所,采取各类方法,文章大巨细小,顺手而出,让学界有应付自如的感到。饶公从前的著作,许多都不是正轨的出版社出版的,拆帧也很粗陋,往往只是托某个出版公司印制和发卖;还有一些口语字的文章,都脚抄影印,防止排版的费事和延沓。这类做法,使得饶先生的许多成果得以早点问世,为学界所知。我见到饶公之前,就搜集他的文章,1984—1985年在荷兰时,复印过他在港台纯志和西文出版物中有关敦煌学的论文,后来在北京书展买到香港中华版《选堂集林·史林》,又在法国购得他的大部头著作《敦煌曲》《敦煌白画》。所以,当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他的研究室时,他得悉后无比愉快,特地容许我在研究室的暗室里,将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每种拿一本。饶公晚年的许多出版物,我就是如许才获得的,也让我感想很深。在香港条件还比拟艰难的五六十年代,饶公为颁发学术论著,也是颇费苦心。不外我想,恰是这所有,培养了饶先生的伟大学术成绩,使之成为一代宗师。

  最后应该提到,饶先生不单单是香港的学术威望,也不只仅是中国的国粹巨匠,并且他也对海外汉学产生过异常大的影响。饶先生1965年拜访巴黎、伦敦,考察敦煌曲子词写卷。1971年实现《敦煌曲》一书,由欧洲汉学泰斗、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戴密微译成法语,正当华文本为一编,由法国国度科研中心出版。后来饶先生在巴黎讲学之际,又将集在写卷中的白描、粉本、画稿等材料辑出,编成《敦煌白画》一书,由戴密微等译出,在法国出版,中法对比,有图有说,对研究敦煌画极富参考价值。戴密微对饶先生极其敬仰,乃至把他俩到瑞士游览时饶先生一起所吟诗歌(《乌湖集》),都翻译成法文,揭晓在欧洲专业的学术刊物上。因而,饶先生经由过程多次在法国讲学,以及大量译成法语的文章、著作,影响了一代法国甚至欧美的学人,很多欧美汉学研究者从选题到研究,都遭到饶先生的启示和领导。

  饶宗颐先生是一座学术的歉碑,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,为往后的学术事业奠基了艰巨的基础,指了然进步的偏向。我自1991年开初从饶公游学,不时受教,受益无穷。先生尝言:“学人者,以正存思,以奇振采,以无误信世界。”(《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》)信任此至理名言,与先生之粗神永存。

  《光亮日报》( 2018年02月11日 0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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